【内容提要】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的因素不断增长，日益与旧制度产生冲突，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并规定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革命旨在构建新制度，为社会现代化成分的顺利成长排除障碍开辟道路，并使社会进步成果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新的整合，进而在一个新的社会起点上迅速推进社会发展。
【摘 要 题】中共党史研究
【关 键 词】现代化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根据
【正 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据，仍是一个有待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过去，人们多侧重于从当时社会的落后与黑暗的角度寻找答案，这固然十分必要，但这种分析不能全面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更不能深刻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进步价值。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民族危机、乡村危机、社会全面危机的结果，而且还与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步紧密相连。本文就专门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新质因素的日益壮大与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即从社会现代化因素与革命运动的互动关系中，寻求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根据。
　　　　一、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增长
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通过和平或暴力等途径发生政权更迭，而且表现为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并导致社会诸领域的巨变。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发生的前提不是落后的社会所能具备的，必须有新质的生产方式及依托于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其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日益尖锐的矛盾。① 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既存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日益尖锐的冲突，真正的革命难以发生。经济发展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制约着革命的斗争的性质②；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决定着革命能否实现新旧社会制度更替使命的完成。“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对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③ 寻求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不能只盯着社会落后的层面，而是重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受阻从而产生的与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因此，分析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源，绝不能仅从乡村危机中去寻找，还应该从现代化的视野，考察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发展及其受阻如何推动革命不断展开，并规定着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且最终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及腐朽政权的统治，存在着向下沉沦的趋势，但社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现代化因素呈日益扩散之势。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与转型，表现为近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既有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进步，还有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阶级阶层发生分化，新式教育亦不断发展，新思想观念日益扩散，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一切变化汇聚为变革社会的先进力量，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准备着条件。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
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主要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从资本构成上看，包括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民族私人资本三部分，它们作为新质的生产力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革命的角度考察，外国在华资本主要凭借特权和自身的优势剥削中国人民，而国家资本和大官僚资本比较腐朽，所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看，只有中国民族私人资本既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同时又有与之相适应的相对先进的管理制度，故本文将其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作重点考察，探讨其发展的状况及内在要求。
近代中国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可谓先天不足，发展过程中又处于后天失调的困境，但总的来看，它在坎坷发展中呈逐渐壮大之势。受辛亥革命运动的推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1912年至1922年近代民族私人资本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投资工商业的丰厚回报，吸引着更多的有钱人投资建厂，以至不少军阀官僚都踊跃投资设厂。在外资卷土重来而市场购买力没有多少增长的情况下，1923年至1925年民族资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危机。但在国民革命中，由于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运动的推动，使得1925年下半年的市场状况有所改善，1926年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逐步发展。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万元。就创办企业的数量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这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④ 从发展速度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间，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增长率降至4.82％，官僚资本更降至3.44％，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为11.90％。⑤
1927年至1932年的6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处于发展之中，尽管也有一些行业和厂家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困难。随后的三年，中国民族资本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及中国乡村危机的影响而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由于中国民族企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企业家队伍的成熟，民族工业在逆境中仍有部分行业和企业继续取得了一些进步。从1935年底开始，由于币制改革等因素的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恢复，1936年至1937年重新走向较快发展的轨道。从资本投资上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投资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5年的16年间，民族资本工矿交通业的投资由27936.3万元增加为93228.9万元，平均每年增加4080.8万元，年平均递增率为7.82％。应当说这种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⑥ 但好景不长，这一初步繁荣发展的势头很快为日本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民族资本企业更多地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甚至走向破产。
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壮大，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其自由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形成一定的势力，才敢于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
另外，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还有着根本性的历史意义。(1)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二元社会格局。工业化的进步推动了近代中国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和现代新型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消费中心，而且还是新型经济中心和先进思想文化的制造和传播中心。1900年中国拥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11个，1922年则增加为50个。1921年全国各通商口岸人口总数为1018.9万人，1931年则增加至1353.6万人，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⑦ 1936年全国城市人口大约12259.3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4.48％。⑧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比较低，但却构成了现代的一元，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生长的平台，代表了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与传统的一元——乡村形成比较鲜明的对照。二元的互动规定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2)导致了具有先进生产力属性的阶级阶层出现，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附属于它们的知识分子、政党、团体组织等，这为中国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运动提供了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3)加深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二)新思想观念的传播
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步的另一个表现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思想的传播首推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继之为辛亥时期的革命洗礼，更直接地得益于五四新文化的宣传与熏陶，随后新思潮竞起，通过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及新式学校教育向外传播，培育了几代新青年。
戊戌维新时期新思想和新文化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当时的《时务报》和以后的《新民丛报》成为最受社会欢迎的读物。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连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多年以后仍然成为许多人更新观念、走向进步的阶梯。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就曾讲到这一事实。⑨ 这一时期，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全面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进而在民族意识、政治思想、学术研究等诸方面带来巨大变化。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整整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大多都是进化论的信奉者。学习西方，进行社会变革，成为当时国人共同的心理要求。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判，宣传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倡导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为三民主义、民约论及革命思想的传播。
五四新文化思潮及随后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直接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也是国民思想观念变革的重要原因。
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阵地而发动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在于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其核心是塑造新一代青年，使之具有民主素质、科学精神，求得个性解放，摆脱旧传统、旧道德、旧制度的束缚，最终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革除社会积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任。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各种新思潮纷起，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除了直接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思想进行猛烈批判外，还从积极的方面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等。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时人影响巨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许多人在对民族和人生的思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观察世界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认识到劳动人民的重要性，把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总之，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思潮，对封建主义思想堡垒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广大知识青年受到了民主主义的熏陶，使他们日益从旧礼教、旧道德和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追求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渴望变革陈腐的旧传统、旧道德、旧语言、旧制度。这一切无疑为革命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新式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新式教育的不断发展，而新式教育是传播新思想、培育新青年的主要途径。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始于洋务运动时期，至戊戌维新时期初步发展。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堂广泛出现，新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出国留学亦走向高潮，教会学校也有较大发展。民国以后，新式教育完全占了上风，尤其是1922年的学制变革，使得新式教育基本步入发展的正轨。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实行新的学制制度——壬戌学制。新学制是一项系统改革工程，确定的标准为：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等七项。它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男女可同学的制度，使女子获得平等教育权；实施分科制和选科制；并带动课程体系和各级各类学校各科纲要的更新，以及各种新教学法的实验。这一切都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说明教育发展的数字很多，不拟详述。单从1936年来看，国统区有小学320080所，学生18364956人；中等学校3264所，学生627246人；高等学校108所，学生达41922人⑩。尽管国民党企图以蒋记三民主义和道德复古主义来控制教育，但教育却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1922年的新学制和现代教育内在的进步性，催化了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生长，加速了专制主义和蒙昧迷信的衰亡。因而，新式教育不是巩固了国民党的政权，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强大反差中，引导广大师生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表示绝望和不满；或回避政治，一心一意埋头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拍案而起，投入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促使国民党统治走向崩溃。他们当中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的，寥寥无几。(11)
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表现在诸多方面，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述说。总的来看，新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往往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动，传统家族制度、等级秩序和群体权利的变化，以及社会成员行为和习俗的变迁，它也必然要求并推动变革旧制度旧道德、摧生新制度新文化新道德运动的展开。
　　

　　二、新旧力量的冲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主要不是由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转化而来，基本上属后发移植型资本主义，缺乏顺利生长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民族资本直至1949年都未克服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的局限。虽然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都颁布了一些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条令，但多口惠而实不至，政权自身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及其专制体制下的整体性腐败，使得两政权多以榨取民族资本为能事；既得利益者极力维护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自然也满足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专制下的政治制度也无法对社会进行真正有效的整合。民族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及其发展中的阻碍与坎坷，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旧军阀政权的不满与抗争。
　　(一)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抗争
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增强，阶级队伍壮大，他们不但力图保持和巩固现有的经济成果，还要求进一步扩大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规模。为此，他们力争在政治上参政议政，以求有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商会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团体组织，曾一度叱咤风云；1927年曾协助蒋介石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原幻想在南京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会得到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但事实与他们的愿望相差甚远。不用说参政议政难以实现，就连其自身的基本组织之一——商会的生存也发生了危机。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国家政权与商会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从商会的主要活动来看，主要是从维护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角度抵制政府增捐加税、要求参政议政、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及抵制内战等。但他们的希望大多落了空。在税收方面，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关税自主，一时确实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就发现，和外货及在华外资企业相比，他们从关税自主和裁撤厘金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好处。裁厘后的捐税，除少数商品外，和北洋时期相比，税负多有加重。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与日本妥协，对压迫中国民族企业最甚的日资商品网开一面，在1至3年内保持原有税率。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的对日屈服态度不满，多次上书南京政府，愤怒地指出，“与关税完全自主保护实业之宗旨，相去尚远”(12)。
在参政议政方面，南京政府虽然也曾邀请了部分实业界名人参与政府，但多徒有虚名，没有决策权。南京国民党政权在训政的名义下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根本不允许其他政党和团体组织参与政权。商会参政的挫折就是明证。就势力最强的上海总商会来看，曾就选派立法委员、商会独立法人地位及商会整理等问题，与南京国民党政权展开争斗。最终结果是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控制了上海商会，从而商会再也无法与政府分庭抗礼。(13)
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从未完全听命于南京政权，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逐渐行动起来，和全国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士一起，加入到反对日本侵略、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蒋介石政权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日益不满，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对南京国民党政权大力发展官僚垄断资本，榨取、压制和吞并民族私人资本，以及政权腐败更加不满。从总体上看，他们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不少民族实业资本家加入到革命行列。实业家穆藕初一生为实业奋斗。1937年，他在种种的挫折中深刻认识到中国要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14)。一个致力于发展实业、一度对南京国民党政权抱有希望的实业家，最后得出要发展经济必须反帝反封建，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趋于一致，这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是什么少数革命者鼓动的结果。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仍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生存，力量较为弱小，靠其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他们又十分害怕广大工农的觉醒，从而找不到支持力量。历史的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生产力的另一代表者无产阶级身上。在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中，不少资产阶级人物只能寄托于梦想，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渴望。这一点，从《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登载的150多位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学生、一般机关人员的梦想中可以看出来。
银行家章乃器也是一个典型。早年他对现实不满，但寄希望于政府的改良，相信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相信三民主义能救中国，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呼吁坚定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问题，逐渐认识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并从根本上变革政治制度。在1935年的《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和歧路》文章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步骤首先应有一个前提，即“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消灭之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民族中心的经济建设”(15)。
邹韬奋作为报业的实业家，从爱国而要求抗日，最后不满于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而转入革命阵营。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及爱国热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时也与国民党政权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期望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接近，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在其要求与愿望屡屡受挫后，对国民党政权逐步失望，从而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二)思想价值观念领域的冲突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不断增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内在的精神将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并由于新思潮的传播及新式教育的发展等，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人们逐渐摆脱传统的因循守旧思想，求新求变心理日益浓厚，追求民主、自由、独立的信念日渐增强。虽然当时新思想新观念日益扩散，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新旧冲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处可见，使得具有新思想观念的人感到极端的痛苦和沉重的压力。
当时的知识青年渴望冲破父母包办的婚姻而追求自主恋爱、自由结婚，建立小家庭的观念日益普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的社会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如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燕大男生婚姻态度的调查，一般都认为应建立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大多数人赞成婚姻自主(16)。1929年对燕大女校、燕大附中、京师大女子部的女生进行的调查显示了同样的价值取向(17)。

　　　

然而，不仅当时的社会观念主流仍然是以传统的封建礼教为皈依，而且各届民国政府的法令，仍在维持旧式家庭的秩序和结构。
北洋军阀政府在家庭问题上不仅宣扬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而且大肆主张褒扬烈妇、贞女，对离婚也大加限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现象仍大量存在。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江村调查表明，婚姻安排仍是父母而不是青年男女个人的事(18)。对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成都5市的统计表明，直到1937年，青年结婚由父母包办的还有54.72％；1938年到1945年，平均有37.23％；1946年至1949年，仍有31.77％。而自由认识结合的只占结婚人数的4.99％，1945年为10.05％，1949年仅占15.21(19)。这一组数字表明父母包办婚姻呈下降趋势，同时还说明，青年们还没有真正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1935年春，青年女教师王平因在南京的舞台上扮演娜拉，当局竟以“败坏公德”为由，将其解除教职。
思想已经趋新的青年面对的仍然是旧道德为主的社会，因而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广泛存在，导致了不少生活悲剧。具有新思想的人尤其是青年们势必感到特别苦闷，渴望找寻到一条出路。在面向大众的《生活》周刊登载的文章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生活》周刊设有专门的《读者信箱》，回答读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窥到当时青年人思想上的苦闷。
1929年，一位女青年写信给邹韬奋先生，揭露了封建道德与旧制度仍然沉重地压制着已经初步觉悟的青年人的事实。她在信中说：“我的家庭是旧式的……他们要替我定婚，只知道资产与门第，并不注意对方的本人……我因之反对”；“我父亲查得我的朋友已经定婚了，赶紧要把我议给官僚的腐化儿子，自然我又要反对的，触了他的火，怒气冲冲的说：‘如果有了坏名誉的事，我立刻置你于死地！’”(20) 当时类似这个女青年之遭遇的事件非常多。
一位叫星翁的青年读者给《生活》周刊的来信，充分表达了该时期许多具有新思想和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们的苦闷。“在这个窒息似的年头，青年们有一个一致的要求，便是‘我们需要一条思想上的出路’。”“青年们不甘于周围的黑暗；在窒息似的空气中感到无限的苦恼，刚强者稍稍挣扎，便断送一条性命，怯弱者没有办法，辗转入于堕落。”“在这个窒息似的时代，我们难道让自己苦闷死么？我们要找寻出路，什么是现代青年的出路呢”？(21)
受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们已有新的明辨是非的标准，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则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渴望改变一切不满意的现实，但又苦于找不到出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铲除这种种障碍、推进新生产力、新文化、新风尚的革命不断展开时，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历尽艰辛，从生活相对舒适的大城市奔向延安了。
总的来看，这时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已经拥有较多的新知识、新观念。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世界，陈腐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新旧观念的冲突十分激烈。这种新观念的不断传播及其与旧道德观念的日益冲突，推动着更多的人渴望变革旧思想旧制度，这一求变的心理正构成了新型革命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把握及对革命性质的正确认识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在完成过去的革命所未能完成的为新生产力(当时主要是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使命，为此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推翻有浓厚封建性的新旧军阀政权而建立民主政治，反对官僚垄断资本，保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平等、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的认识曾有过偏离，从而给革命带来挫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很早就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1922年，中国共产党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指导，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首先应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统治，消灭军阀政治，创立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随后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22) 及在当年6月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对中国的国情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政治是中国社会混乱的根源。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革命任务给予了深刻的概括，表达为党的最低革命纲领(23)，但这种认识在党内还未达到深刻的认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认识不清，将其等同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政权，进而得出“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反革命而且是革命更厉害的敌人”(24)。后来李立三一再重申这一观点，王明主持的中央也有同样的认识，从而导致革命受挫。对于“左”倾政策的发生及其危害，李维汉作过深刻的分析：“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以后，便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以后在党内长期把蒋介石反动统治笼统地称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改正了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25)
虽然在1935年以前，“左”的路线一度占据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主流，但并不能否认，党内有许多人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及在此基础上界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正确的探索。当时的毛泽东就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判断。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初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1928年10月，他在给中央所写的会议决议中也较正确地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26)
在1927年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张闻天对苏区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有所认识，并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应遵循的方针。1933年四五月间，张闻天相继写了《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重要文章，批评了当时苏区的“左”倾政策，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27) 在目前阶段，只能“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剥削，而“不能武力消灭资本主义与它的剥削”(28)。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及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至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发展。《〈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熟的标志，在这些文件里鲜明地指出：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29) 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也明确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30)。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前后，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论述(31)。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主要进行的是土地革命，很多人据此认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农民革命，但这不是性质的界定，土地革命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此，毛泽东也较早地有正确的认识。1927年4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在于“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增加生产”和“保护革命”，还指出土地革命在于“废除封建制”、“发展工业化”及“提高文化”(32)。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表示“我们目前并不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33)。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34) 总之，土地革命是实现民族独立、农业发展与农民解放、实现工业化及建立民主制度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抓住了时代的命题，逐步走向胜利的。
关于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有清晰的认识与论述。1933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35) 原因在于“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36) 在1944年8月31日给秦邦宪的一封信中，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提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即变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同时毛泽东认为“解放个性”也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然包括的内容，个性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37)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38)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则是文化成果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与政策、关于土地革命的认识等方面做了这么多的回顾与考察，无非是想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用暴力的方式推翻殖民的和封建的落后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实现独立、统一、民主、自由、富强、公平的现代化中国创建新的制度架构。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及其内在需要的产物，是社会诸多领域演化的结果，从根本上讲，是先进生产力发展及其内在要求的产物。正因为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在短暂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挫折走向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中，中国社会迅速从长期战争中走出来，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显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④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⑥刘佛丁：《试论我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
⑦潘君祥、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国情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⑧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李方准、梁民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⑩转引自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1～155页。
(11)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12)《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5号。
(13)参见张福记《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会的关系》(《史林》2001年第2期)。
(14)《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3页。
(15)《章乃器文集》上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16)葛家栋：《燕大男生对婚姻态度的调查》，《社会学界》第4卷，第209～238页。
(17)陈利兰：《中国女子对于婚姻的态度的研究》，《社会学界》第3卷，第143页。
(18)《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19)刘英、薛素珍：《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页。
(20)《生活》周刊第4卷第46期，1929年10月13日。《韬奋全集》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4页。
(21)《生活》周刊第7卷第46期，1932年11月19日。《韬奋全集》第5集，第386～388页。关东生编《韬奋〈读者信箱〉》，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第23～27页。
(22)《东方杂志》19卷15号，转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5页。
(23)《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0页。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页。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48页。
(27)《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38页。
(28)《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359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6～647页。
(3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2～18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1060页。
(3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33)《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0～411页。
(34)《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83～184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
(36)《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8～109页。
(37)《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6～208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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